范滂兩難\安立志
范滂（公元一三七至一六九）是東漢末期的名士，嫉惡如仇，剛直不阿，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年方三十三歲，即死於黨錮之禍。而正是這一事件，導致了東漢的分裂與滅亡。
所謂「范滂兩難」，是由范滂的一句遺言而來。他在臨刑前告訴兒子：「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後漢書》卷六十七，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版，P1489）用白話文說，「我想讓你幹壞事，但壞事是不能幹的；我想讓你做好事，可我從來沒幹過壞事（卻落得如此下場）」，以致陷入了要人作惡，惡不可作；要人行善，不得善終的人生兩難。史筆接?寫，「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范滂年輕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其一生遭際，不過是受害的數百名「黨人」之一。他在獄中，曾與審案官員、中常侍王甫討論過善惡問題。王甫指責他「共造部黨」，結黨營私。他反駁道：「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我想善待善行使大家同樣清廉，嫉惡惡行使大家共知卑污，本以為這是朝廷所希望的，沒想到竟然成為結黨）。他激憤地說：「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古人積德行善，可為自己謀取幸福；而今積德行善，卻遭殺身之禍）。這種感天地、泣鬼神的義憤與長嘯，使得他的政敵、宦官王甫也為之所動。
范滂的遭際或不幸，之於中國古代文明，無疑屬於「負能量」，往往被視為「孤立事件」。歷代史官，文過飾非，洗刷髒唐臭漢，由來已久。然而，這類事件並不孤立，在二十四史裡，就重複多次。南朝劉宋重臣劉湛被殺前在獄中見到弟弟劉素，感慨地說：「乃復及汝邪？（連你也沒放過啊？）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南史》列傳第二十五，中華書局二○○四年版，P776）南朝如此，北朝豈能獨缺！北魏高官韋閬的孫子韋俊被殺時也曾感慨：「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北史》列傳第十四，中華書局二○○四年版，P740）如果有人臆測《後漢書》作者范曄別有用心、蓄意製造「范滂兩難」，那麼，南北史作者、初唐的李延壽父子，有何理由也是如此？
天津舊城隍廟戲台曾有一聯：「善報惡報循環果報，早報晚報如何不報」。生死輪迴，善惡有報，最直接的精神來源是佛教。然而，「范滂兩難」恐怕比佛教還要早。「范滂兩難」之形成，大抵源於我們民族的宿命論，國人向來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其實，相對於宗教的精神世界，人世間更現實、更複雜。范滂的感慨，一方面表明范滂本人善惡分明、趨善棄惡的價值觀，同時也表明范滂特別在意為善為惡、後果殊別。
「性善」、「性惡」，從古今爭論到中外，人類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靈魂深處仍然殘存?獸性與惡的本質。恩格斯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年版，P98）中國社會自秦以降，始終是一個皇權專制社會，而「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P414）專制是一種惡的制度，奉行的是叢林法則，善行往往難以生存。在中國古代，岳飛冤案為「范滂兩難」提供了千古不磨的範本。雖然冥冥之中人們期盼?「不是不報，時機未到」，然而，岳飛三十九歲蒙冤被害，徹底平反已在死後八十四年。而冤案的製造者趙構與秦檜，一個是皇帝，退位又做了二十多年太上皇而壽終正寢（享年八十歲）；一個是權奸，死後仍封王（申王）、賜謚（忠獻）、立碑（「決策元功，精忠全德」神道碑）備極哀榮。岳飛愛國，不得好死；君臣為惡，反得善終。這種「遲來的正義」，會讓多少人望而生畏！
魯迅曾有一「醉蝦論」。他為此自我解剖說：「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五年版，P474）范滂的臨刑遺言，講的是要人作惡，惡不可作；要人行善，不得善終的社會現實，並沒有要求兒子作出向善還是向惡的人生選擇。這個遺言，如果作為他兒子的人生歸宿，在實際生活中至少存在四種可能性：惡行而惡報，惡行而善報，善行而善報，善行而惡報。筆者沒有能力對此進行數據分析，但只因客觀上可能發生惡行而善報，善行而惡報，這就意味?范滂的遺言，可能潛藏?如同「醉蝦論」一樣的害人邏輯。
如何解脫「范滂兩難」的局限性？有人借助印度聖雄甘地的格言說，犧牲「沒有報酬一詞，入獄本身就是報酬。」「不經苦難，不能得到自由。」這些話與中國傳統的「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有些近似。不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不合「中國國情」，這首先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由於缺乏宗教與道德的約束力，而更加兇殘、更加專橫。甘地在爭取印度獨立的鬥爭中，幾次入獄、絕食，竟能全身而退。而在東漢黨錮之禍中，同為「黨人」的李膺、范滂都是投案自首，都傾向於「非暴力」，然而，皇帝與宦官並沒有放過他們，他們自己不過是飛蛾撲火而已。
儒釋兩教都告訴人們，善行本身是一種人格，一種價值，一種尊嚴，一種滿足，而不是一種功利，一種交易，一種回扣，一種報酬。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心態，選擇人生價值、人生道路，不過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成了狹隘的「種善得善、種惡得惡」的因果對應，從而以報之有無，報之早晚，報之善惡作為行善的前提與追求，顯然是不合善之本義的。畢竟人們只能遵循人類社會的規律，而不能沿襲善惡循環的因果規律。志士仁人不應因善不果報，善而惡報，大善小報而懷憂喪志；即使遭遇惡報，也不必懷疑善的本身價值。不過，這些話往往誤解為「頭巾氣」，對於世俗的人們來說難講有多少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