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歷史總隱在暗處
圖：楊奎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網絡圖片
□「邊緣人」一詞源自德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指那些因難以適應地位或環境改變而滑落到群體邊緣，無法融入社會主流的人。《「邊緣人」紀事：幾個「問題」小人物的悲劇故事》所考察的對象，或多或少都受過教育，多半都在一九四九年前有過工作經歷，一九四九年以後或在政府機關，或在工礦企業，或在軍事部門，或在學校醫院，或在服務行業工作。他們的共同特點，除了都是單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尼 三
這些「邊緣人」是歷史舞台上的小人物。他們生活在大人物的強光所形成的陰影之下，被主流所嫌棄。楊奎松以歷史學家的手電筒照向這些暗處，用大量史料重構了他們的人生，讓讀者近距離地觀察到歷史的另一面。
「小人物」帶來的大思考
錢穆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中說，對本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我想再引申一句，這種敬意和溫情，主要應給予被歷史裹挾、被動前行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被歷史絆了一跤的「小人物」。陳寅恪也曾說過，研究歷史應具一種「了解之同情」。我也想引申一句，這種「了解」「同情」，主要也應投射到那些「小人物」身上。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陽，也足以映射出歷史之河的走向。如楊奎松所言，學問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存。《「邊緣人」紀事》研究的是「小人物」，指向的問題卻是宏大的，可以激發人們對共和國史的不盡思考。
譬如，新中國的建立是一個除舊布新的過程，在接管舊政權的同時，也接收了一大批維持政權機器運轉的「小螺絲釘」。在宏大敘事面前，這些小螺絲釘是面目模糊的，只有當史家的思緒探入他們的個體史料，歷史才活泛起來。中醫「方立仁」擔任過國民黨縣黨部執委，在悔過登記中又隱瞞了自己曾在一九四七年兼任過中統在縣黨部的通訊員這件事，而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解放前的技術幹部「羅國正」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他參加過國民黨，還參加過武漢陸空聯絡訓練班，多年來一直成為公安局的「重點調研對象」。他們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新政權執掌者忐忑、搖擺的內心世界，也足以深化人們對這段歷史「了解之同情」。
在書中，也還可以讀到「問題人物」當年的片斷日記。一則記於一九五四年的日記這樣寫到：「古時的幹部是通過科舉而得，而現在的幹部是專門學校培養；不過古時的宰相可隨便隨時更換，可現在的總理是一輩的官銜，決不讓有才德的農夫去做總理，決不能讓有才能的兵卒去任總司令。這倒不如古朝了。」哦，原來在輿論一律、高呼萬歲的時代，質疑和抗議的聲音依然在倔強的生長。這些，都讓人思考在國家機器強大不可一世的面具下，還隱藏?些許不安。也正是這些不安，讓人燃起對人性的希望，並努力去「懂得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
邊緣史料的逆襲
對歷史的理解，有賴於史料的擴充。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就是史料學」這句話有一定道理。因此，看一部史學作品，首先不妨看其對史料的掌握和運用。在《「邊緣人」紀事》這部書中，作者使用了「認罪書」「悔過書」「大字報摘抄」「×××問題的調查報告」「歷史自傳及思想變化情況」「思想匯報」以及個人日記等材料，與一般的「正史」寫作相比，這些史料無疑是邊緣的，在以往的近現代史或共和國史敘事中使用並不多，偶有使用，也只是作為點綴。這讓我想起，前些年有位史學家以一人之力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獲得如潮好評，受人矚目的一點是使用了一些新史料，但這些新史料的作用其實止於增加閱讀的新奇感，沒有衝擊傳統的敘述框架，也沒有提供多少新知。個中原因，除了突破傳統史觀本身所具有的難度之外，還在於這些新史料不夠「邊緣」，不足以對處於中心的話語體系產生足夠大的衝擊力。楊奎松卻對邊緣史料作了充分的運用，三刀兩斧刻出了一組「邊緣人」群像，擴充了人們的認識。
或許是因為運用史料技術的高超，楊奎松筆下的歷史有濃郁的故事感，總讓人有一口氣讀完的衝動。無論是以前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變新探》，還是這本《「邊緣人」紀事》，都是如此。其實，歷史本就是講故事。文史融通，是中國史學的舊傳統，也是現代西方史學的新追求。司馬遷的《史記》是文史融通的典範之作，西方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也兼具文史之美。楊奎松撰述「問題」人物的故事時，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畢竟，這是當代中國人親歷的往事，作者本人還曾戴?「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經歷過監獄之災。紀錄這些往事，是寫史也是作文，因而引人入勝。
但同時，楊奎松又以史家所必要的清醒和冷靜守住了言說的邊界，止步於「過度闡釋」的崖邊。他所做的，是說明問題人物當年的「問題」與他們坎坷命運的關係，而不是為他們辯白。他說：「故本書所提供的，基本上還是一種社會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嘗試還原傳主個人歷史的全部真相。此點還請讀者鑒察。」換言之，楊奎松在書中提出的是一種對人生描述或解釋，而不是探求所謂「真相」。
史學當然以求真為首要目的，但微小的個體終究無法獲知終極真相，即便掌握再多的史料亦是如此。錢鍾書在為汪榮祖《史傳通說》一書作序時說：「求盡則盡無止境，責實則實無定指。積材愈新，則久號博稽周知之史傳變而為寡見闕聞矣。?眼迥異，則群推真識圓覽之史傳不免於皮相畦執矣。」這段話對史學意義上的「真」作出了極為精到的解釋，《「邊緣人」紀事》可謂深得個中三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