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賢」有缺陷/宋志堅
讀《孟子》時，頗有儒墨兩家水火不容之感，讀《墨子》時卻覺得儒墨之政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孔子說的「政在選臣」與墨子說的「尚賢者，政之本」，就是典型的例證。對賢能之才，孔子重於「選」，墨子重於「尚」，他們都很重視選賢任能。墨子「尚賢」，能上能下，「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意思至今依然相當鮮活。墨子「尚賢」，唯賢是舉，不論貴賤、遠近與親疏，又與儒家之「親親」有別。
墨子「尚賢」之「尚」，有尊重、推崇之意。墨子不玩虛的，其「尚」大有內涵，叫做「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說白了就是高官厚祿，任事放權。在他看來，爵位不高，別人對「賢」不會敬重；俸祿不厚，別人對「賢」不會信任；權力不大，別人對「賢」不會敬畏。（參見《尚賢》上篇）「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參見《說苑》）這三條雖然都是管仲自己提出的，齊桓公都答應了，也是「尚賢」的實際行動。三王五霸都有「尚賢」之長，齊桓公也在其中。不知墨子或墨家後學寫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之時，是否受此啟發？
倘若以今論古，墨子「尚賢」，難免有其缺陷。
準確地說，墨子「尚賢」乃是墨子的一種主張，「尚賢」的主體不是墨子，而是「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即當時那些諸侯國的君主。「尚賢」的前提是識賢，即使君主們都懂得「尚賢」的重要性，是否真的識賢還是個大問題。賢與不肖倒置之事歷來就有，這原因就在君主本身的局限—有視野的局限，能夠看到的大多是自己身邊的人，隱於江湖沉入人海之「賢」，很難為其所知；有見識的局限，總是以自己固有的觀念去衡量人之賢與不賢，大凡突破其觀念之「賢」，往往視而不見而很難為其所識；有胸襟的局限，因為直抒己見觸犯其自尊或禁忌之「賢」，更難為其所容。
墨子有一個美好的設想，因為君主「尚賢」，賢者既有高官厚祿，又有權勢地位，所以國人爭相為賢。因為國君任人唯賢，「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富者不再恃富，貴者不再恃貴，近者不再恃近，親者不再恃親，全憑自己努力為賢。（參見《尚賢》中篇）但墨子沒有意識到，人家骨子裏圖的是高官厚祿、權勢地位，「賢」只是獲取高官厚祿、權勢地位的一種手段。刻意而為之「賢」，難免有虛偽欺詐與沽名釣譽之嫌。古往今來，為高官厚祿、權勢地位而「賢」的就不乏其人。
墨子所謂「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意思當然不錯。有職無權，難成其事，歷來如此。即使當代改革，也有「鬆綁放權」之舉。但他偏重權大之利，忽略權重之害。權力可以用來為國謀事，為民造福，也可用來橫徵暴斂，濫殺無辜。在中國歷史上，大權獨攬權傾朝野的，哪一個不曾禍國殃民？就算「尚」的都是真賢，進入權力場後也多有變數。即使只是片刻心術不正，一時頭腦發熱，也都能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
不妨就近而論，《尚賢》下篇設喻：「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墨子以為如此這般，便必能使「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從而使一國之士皆習射御，並以此說明君主「尚賢」而能使一國之人皆賢。虧得這只是一「喻」，倘若他真有無限權力發布並推行這樣的政令，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不能「射御」並非罪惡，你用如此強權「罪賤」他，其本身就是暴君酷吏之所為，何「賢」之有？你用強權迫使一國之士皆習射御，暫且不說侵犯人權，這種國家的發展豈不畸形？
如此看來，選賢任能固然重要，以「尚賢」為治國之根本，卻是很不靠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