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珠」的珍貴與脆弱/周八駿
李嘉誠在長和系公司記者會上引用唐詩「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引起香港社會關注。不少評論熱衷於討論「一再摘香港之『黃瓜』者為誰人？」固然，這是一個值得細究的問題。我卻因之而思考另一個相關聯問題：什麼是香港的價值及其內在脆弱性？
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同新加坡、韓國以及台灣一起，被譽為「亞洲四小龍」；香港又被授以「東方明珠」的桂冠。
作為東方的一顆「明珠」，香港無疑是珍貴的。
具有制度優勢人文優勢
首先耀眼的是，卓越經濟成就。香港以數百萬人口和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在全球貿易額排名中進入前十名，造就亞太地區重要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又是國際航運業的一個重鎮。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香港回歸前夕，超越了若干發達國家，包括英國。
在卓越經濟成就背後，是制度優勢和人文優勢。「自由港」政策一直滋養香港對外貿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還滋養了香港製造業，也使香港長期以來一直以「購物天堂」吸引國際遊客。「自由港」政策與資本自由進出政策相結合，使香港成為國際資本投資熱土和集散之地。就司法制度和官方語言而言，香港與新加坡不相伯仲。但是，在商品、服務和資本進出的自由度上，新加坡難望香港之項背。
香港經濟對外高度開放為舉世罕見，加之香港居民以移民及其後代為絕大多數，孕育了香港社會多元包容的品質。在相當長時間裏，「東西文化薈萃」和「中西合璧」一直是香港文化的特徵，構成香港獨特的人文優勢。
然而，如同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是同一人的缺點，香港作為「東方明珠」的「珍貴」之處恰恰也就是她的脆弱之處。
作為一個小而高度開放經濟體，香港受外部經濟形勢嚴重影響。在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為應付外來經濟衝擊必須支付內部調整的昂貴代價。
「小」是香港與生俱來的特點和弱點。關鍵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在後天的政策、制度和人文等方面，缺乏應有的與時俱進。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香港仍在英國管治下，但是，製造業大規模遷至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在市場主導下，顯示香港克服自身「小」的弱點的聰慧和勇氣。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動爭取中央簽署並不斷擴大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展示香港在政府主導和市場配合下，爭取完全克服自身先天缺失的意志和決心。
然而，香港在回歸前所形成的，主要向西方國家高度開放的制度、主要由內地移民及其後代構成的居民、主要由西方意識形態薰陶的文化，在特區第二個十年，開始阻礙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阻礙新世紀全球重心東移、妨礙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居民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先天缺失不僅沒有得到進一步彌補，相反，凸現為香港的脆弱性。
為什麼近些年來香港在國際貨櫃運輸的排名先是被新加坡超越、接?又被上海和深圳相繼超越？不僅因為香港本地製造業萎縮，而且由於香港與廣東省珠三角經濟融合遭遇「瓶頸」。隨?廣東省珠三角的貨物愈益由深圳港輸出入，試問：香港的吞吐量豈能不減少?
更嚴重的是，香港既有制度和文化不僅不再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反，其傳統優勢被不斷削弱，甚至有的開始向劣勢轉化。
從「佔中」到「旺角暴亂」，香港法治秩序和法律一再遭受破壞。如果以所謂「公民抗命」為幌子的「造反有理」不被遏止，那麼，香港司法制度終將千瘡百孔！
社會多元包容逐漸流失
中國成語和俗語稱：「家和萬事興」，「眾人拾柴火焰高」。但是，香港社會多元包容的特點和優點，自回歸以來一直被關於「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區別所侵蝕，近些年，更是被關於「香港居民」與「香港永久居民」的區別以及關於「香港人」與「真．香港人」的區別所不斷地侵蝕。香港社會政治兩極化不斷惡化，加之「香港人」的圈子不斷縮窄，香港社會多元包容的品質在令人痛心地流失。
香港傳統制度和文化是回歸前一個半世紀全球重心在西方時的產物。進入新世紀，全球重心「東移」，香港傳統制度和文化必須順應這一人類近五百年來最大變局，作出調整，予以完善。近兩三年來，「本土主義」「去中國化」和「港獨」思潮抬頭，是香港傳統制度和文化不能適應人類歷史巨變的反映，也是香港傳統制度和文化適應人類歷史巨變必經的「陣痛」。
已故香港經濟學家曾澍基教授曾經在一個論壇上，以「巨龍口中的明珠」來比喻香港與國家的關係。面對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的波譎雲詭，香港必須得到國家的精心「呵護」。香港這顆「東方明珠」，不僅不能任由「本土主義」「去中國化」和「港獨」勢力毀滅，相反，必須在大時代風雷激盪中煥發更加璀璨的光輝。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