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禮教吃人??辯/宋志堅
魯迅的《狂人日記》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聲春雷」，它給不少人（包括肯定新文化運動的人和否定新文化運動的人）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人」二字，或曰禮教「吃人」，或曰仁義道德「吃人」。其實，《狂人日記》中「吃人」二字，其內涵要比上述印象以及建築在這種印象基礎上的理解豐富得多，也要複雜得多。
魯迅的《狂人日記》給人留下的「禮教吃人」的印象被放大，與吳虞的一篇文章有關，這篇文章就叫《吃人與禮教》，是讀了《狂人日記》之後寫的。吳虞在這篇文章中說：「我讀《新青年》裏魯迅君的《狂人日記》，不覺發了許多感想。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這真正是奇怪了！」
在文章結尾時又說：「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誑騙我們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吳虞的這篇文章，是由魯迅的《狂人日記》引發的，吳虞對於禮教的這種認識，卻並不源於魯迅的《狂人日記》。早在一九一五年七月，他就寫過《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發表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重對禮教中的「忠孝」二字予以猛烈的抨擊，在當時也可謂空谷足音，振聾發聵。吳虞將「吃人」與「禮教」直接聯繫起來，認為「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與魯迅《狂人日記》之原意並不完全一致，有過於極端之嫌，卻也有閃光的真理。如今，有人為魯迅開脫，說提出「禮教吃人」的不是魯迅，而是吳虞，這話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以此為魯迅「開脫」，卻是沒有必要，因為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表達的意思，即使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不恰當的。
? 在我看來，《狂人日記》中有關「吃人」的那段話，應當有這樣三個層次。
其一，中國「古來時常吃人」而被「仁義道德」遮蔽了的，這並非就是禮教「吃人」。
魯迅筆下的「狂人」在其「日記」中，說到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吃人」的例子，一是《左傳》宣公十五年的的宋國都城被楚軍圍困時的「易子而食」；二是《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國州綽說的「食肉寢皮」（魯迅在《隨感錄五十四》、《隨感錄六十一?不滿》以及《由中國女人的腳推斷中國人之並非中庸又由此推斷孔夫子有胃病》等雜文中都曾說到「食肉寢皮」，可見印象之深）；三是「易牙蒸了他的兒子，給桀紂吃」；四是「本草什麼」上「明明寫?人肉可以煎吃」；五是「徐錫林」的被吃；六是「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所有這些「吃人」的實例，大概都是從每頁都寫?「仁義道德」的字縫裏看出來的。只是「狂人憶中有誤」，才將易牙「蒸其首子而獻之公（齊桓公）」說成了「易牙蒸了他的兒子，給桀紂吃」，又將唐代《本草拾遺》的作者陳藏器，誤為明代《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這些因為出於小說人物之口而有些「變形」的史實，未必都與「禮教」有關，例如易牙將自己的兒子蒸了給齊桓公吃，未必就符合孔子或儒家的主張。但《論語》沒有提到此人此事，《孟子》雖然說到此人，說的卻是他的烹調，至於他的那件滅絕人性之事，連提都沒有提及。這可以說是被「仁義道德」遮蔽了的「吃人」。
「吃教」之人
其二，是那些「吃教」的人，借禮教之名「吃人」，這也不是禮教「吃人」。
這樣的人，也就是吳虞在《吃人與禮教》一文中說的「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的人，他說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被孔子稱為「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齊桓公，周襄王拿祭肉給他，說他年紀大了，不必下拜盡君臣禮節。他與管仲商量後，還是下拜盡了君臣禮節，從這一點看，此公似乎也講「禮教」，然而，易牙的兒子卻是給他吃了的。一個是「以太牢祀孔子」的漢高祖，吳虞稱他為「崇儒尊孔的發起人」，然而，正是這個漢高祖，「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醢」是古代把人殺死後剁成肉醬的一種酷刑，這位「崇儒尊孔的發起人」對彭越用了這樣一種酷刑之後，不但自己吃用人肉剁成的肉醬，還要讓他的諸侯們都嘗嘗這種肉醬的滋味，大概也有點殺雞儆猴的意思。當然，這都是「禮教」的旗號正式打出來之前的事，雖然也都與「禮」有關。「禮教」的旗號打出來之後，這樣的事只會有增無減。魯迅很熟悉的魏晉名士嵇康，就是因為鍾會打了小報告而被害死的，這小報告中有一條罪名，就叫「害時亂教」，此「教」不正是「禮教」嗎？然而，被嵇康目為「禮法之士」的鍾會，又哪裏就真的信奉「禮教」？倘若鍾會真的嚴守綱常名教，日後會落到那個下場？當然，鍾會還只是「吃教」者中的想當權勢者的人，至於「吃教」者中處於權力頂層的「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的權勢者們之「吃人」，更是怵目驚心。那個採用董仲舒之「八字方針」的漢武帝「吃」了多少人誰能說得清楚，不是連他自己的親生兒子—還是太子呢—都被他「吃」了嗎？那個「效周公輔成王」的朱棣，即日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儒家士大夫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並親自為之制序的永樂大帝又「吃」了多少人，那些個真正信奉禮教或綱常名教的，不是都被他以極其野蠻的方式「吃」了嗎—有的如練子寧被割了舌頭；有的如鐵鉉被施以磔刑，死後其屍身更被投入沸騰的油鍋之中；那個「讀書種子」方孝孺，還被滅了十族。
其三，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確實也有「禮教」本身吃人的一層意思。這樣的實例，在這篇小說中有一個：「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才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吃得，整個的自然也吃得。」此說其實也是於史有據的，就是出於宋代的「割股療親」─「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宋史．選舉志》）出於《二十四孝》的，則是「郭巨埋兒」。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所說的「表彰節烈」，即表彰那些為丈夫或未婚夫活?守寡或死去盡忠的女子。如此鼓吹孝道，表彰節烈，頗似衍太太之所為，明知小孩子在寒冬季節吃冰會肚子疼，卻鼓勵說：「好，再吃一塊。我記?，看誰吃得多。」明知小孩子打旋子旋得多會跌倒，卻鼓勁說：「好，八十二個了！再旋一個，八十三！好，八十四！」讓子女為「孝」女子為「貞」而走上一條死亡之路。
吳虞的《吃人與禮教》中所舉禮教「吃人」的臧洪與張巡兩例，則是為「忠」的了。臧洪是漢末之人，在袁紹興兵圍洪，城中糧盡之時，他居然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後漢書．臧洪傳》）張巡是唐代睢陽守將，在「城中糧盡，易子而食」之時，「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請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以此為榜樣，「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這樣血淋淋的「吃人」事跡，明明白白是在「禮教」的旗幟下出現的，還寫入了《唐書．忠義傳》。「禮教吃人」，當然也是通過具體的人去「吃」的，這是被「禮教」控制了的人，他們既「吃人」也被人「吃」，而這「吃」與「被吃」，都發生在不知不覺之間，《狂人日記》中的「我」說：「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最後發出這樣的呼籲：「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我想，《狂人日記》中說的「吃人」二字，應當從上述三個層面去理解，才是完整的，符合魯迅的本意，而且無可挑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