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反孔」/宋志堅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是孔教與現代生活之格格不入。此文植入「出世法」與「世法」之概念，指出此二者的區別：「宗教屬出世法，其根本教義，不易隨世間差別相而變遷，故其支配人心也較久。其他世法諸宗，則不得不以社會組織、生活狀態之變遷為興廢，一種學說，可產生一種社會；一種社會，亦產生一種學說。影響複雜，隨時變遷。」以此指出康有為的尊孔言論之不能自圓其說：康氏先前致總統總理書，以孔教與婆、佛、耶、回並論，且主張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是明明以孔教為宗教之教，而欲尊其為國教的，後在「與教育范總長書」中，又說「孔子之經，與佛、耶之經有異」，又不以孔教為「出世養魂之宗教」，而謂為「人倫日用之世法」。那麼，既為「人倫日用之世法」，就當「道與世更」，與時俱進。於是，陳獨秀此文，「更以演繹之法，推論孔子之道，實證其是否適用於現代生活」。從財產與人格，黨派與信仰看，婦女的地位，喪葬之習俗等方面，列舉孔子之道不合於現代生活的各種弊端，責問：「吾願尊孔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徵之事實能否行之社會，即能行之，是否增進社會福利國家實力，而免於野蠻黑暗之譏評耶？」
陳獨秀這些反孔非儒的文章，均發表於新文化運動之初。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給吳虞的回信中說：「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這一段話，表明了他反孔非儒的初衷。其一，他反對任何學派「定為一尊」，當然包括儒學。尤其在袁世凱稱帝之前後，尊孔思潮甚囂塵上，既要寫入憲法，又要定為國教，所以，他的反孔，有一個明確的主旨，就是反對將孔教「定為一尊」；其二，他認為儒術孔道本身之「缺點則正多」，而其與現代社會民主共和最不相協調的，就是「三綱主義」，這是孔教之核心。他之反孔非儒的文章，儘管角度不同，卻都緊緊抓住禮教即「三綱主義」這個孔教的核心。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孔」，是與現實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他的那些反孔文章，也都有相當的學術性。在此二十年後，即一九三七年十月由《東方雜誌》發表的《孔子與中國》，依然保留了這個特點。此文之要，在重新評定孔子的價值。他提出孔子的兩大價值：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陳獨秀說：「自上古以至東周，先民宗教神話之傳說，見之戰國諸子及緯書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擯棄之」，不僅是孔子本人，就是孔子的及門弟子，以及孔子的傳人例如孟子、荀子也都繼承了這一點。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也就是陳獨秀所謂的「三綱主義」。他只說「三綱」而不提「五常」，因為在他看來，「在孔子積極的教義中，若除去『三綱』的禮教，剩下來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大概也屬人類共同的美德，與「歷代一班篤行好學的君子」沒有什麼不同。陳獨秀說，「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他之竭力反對「三綱主義」，乃是「反對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禮教，來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
在分別敘說孔子的這兩大價值之後，陳獨秀對當時人之尊孔大發感慨：「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的禮教，是反民主的。人們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宮，把建立禮教的孔子尊為萬世師表，中國人活該倒楣！」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