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生活窘困/魯 人
圖：周作人晚年照片/網絡圖片
周作人晚年的生活其實是很簡單的。不過這簡單裏，還是包含了許多窘困。
原因之一是他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猜忌。這有如今可見不多的周作人晚年日記片段可證。一九六○年七月一日記有：「擬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發作也。」信子年輕時，便性格乖張，晚年沉??榻越發暴躁猜忌。周作人自然是首當其衝的最大受害者。日記中常記有信子病態的情狀，「又易作」，「宿疾又發也」，「又狂易大作」。信子發作時或「惡詈」或「獨語」，或「語無倫次」，讓周作人「甚感不快」，「又以不快止」，「不快殊甚」。有時，一天會犯數次，更令他苦不堪言，信子甚至「與用人爭閒氣」，讓他「旁觀亦為不快」。但對此他卻只能忍受「不聞對付之」，或自己想法迴避「乘十一路無軌電車至北京站一轉」，或「避西屋睡」。實在忍受不了時，只好無奈地提醒自己：「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後當勉作聾啞，或如死人，則尤善矣。」他也會在日記發泄一下無法扼制的不滿：「雖是病態，然破壞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惡魔』也。」
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周作人寫下了：「下午關於不快的事，今年已決定不再記矣。」不知是他已疲憊得麻木，還是預感到信子已去日不多。之後的日記中果然未再出現不快的字眼。四月六日，信子病重住院，獨自留在家裏的周作人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燈下獨坐，送住醫院的人仍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餘年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嘆。」
翌年，二月二十日，信子去世十個多月後，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余與信子結婚五十餘年，素無反目情事。晚年?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為甲戌東遊時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日記中所記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過去，特別說明，並志感慨云爾。」「弟兄皆多妻」指兄長魯迅和三弟周建人因第一段婚姻的不幸，後又各自組建了新的家庭。「外遇」指周作人初到日本留學時房東一位活潑開朗的女孩讓他心生暗戀。信子懷疑他一九三四年（甲戌年）訪日時曾與那女孩有染。但給自己的日記「特別說明」，有些莫名其妙。不過聯想到他當時已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記賣給北京的魯迅博物館，便覺得這段文字用意極深。
周作人還曾記過：「宿業殆無已時，回顧一生，受損害侮辱，徒為人作犧牲，恐至死才能結束也。」解放初，周作人曾與三弟周建人偶遇，他幽怨地對周建人說：「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可見周作人對信子和她的家人內心有許多不滿。羽太信子去世後，周作人的生活終於寧靜下來。
既缺食物又缺錢
周作人的另一個苦惱是食物的短缺。一九六○年開始，他與香港青年鮑耀明有過六年非常頻繁的通信往來。當時國內食品匱乏，美味更是難尋，請代買食物成了周作人書信中很重要的內容，在他給鮑耀明未足百字的第一封信中，除了寒暄，就只說了一件事：「茲有瑣事奉煩，因前信曾說有煎餅可得，欲請費神買鹽煎餅一盒寄下。」以後鮑耀明便不時寄來香港罐頭「豬油」、日本香菇、印度咖喱粉、瑞典製魚、廣式月餅、桃罐頭、魚鬆、砂糖、挪威的沙丁魚罐頭等各種食物，有時鮑耀明還請日本的朋友從日本給周作人郵寄食物。
食物要通過海關檢查，並交納關稅，周作人有時還會在信中抱怨關稅過高。當時，國家對個人每月接收郵包數量有嚴格限制，周作人便用家裏其他成員的名義接收包裹。為此他曾在信中自嘲：「老饕以口腹世故累人遠寄，亦可笑也。」
再一個苦惱是缺錢。許多周作人周圍的人和研究者一直有一個困惑，是周作人為何一生總是缺錢？一九五二年開始，他每月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稿費二百元（人民幣，下同），後來在他的要求下又增加到四百元，直到信子去世後才降回到二百元。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教科研人員的最高工資為三百餘元，一九六五年工資改革，又被降至二百六十多元。周作人除預支的稿費外，還有在內地和香港刊物發表作品的稿費。即便如此，他總是錢不夠花。一九六○年，周作人曾在一個月底的日記中記到：「結本月用款計逾五百八十餘元矣，因計帳才知之。」這麼多錢用於何處不得而知。因為缺錢，他的日記中便常見賣東西的記載：「文物商店二人來看古磚，售去八方，又齊白石畫橫披，共四十五元。」「令豐一（周作人長子）售去印度縫紉機，得九十元。」「售去百漢碑研等英文及新刊雜書，估價百元。」不但賣物，還時常找親朋好友借款。
一九六六年六月出版社停止了他的稿費預支，此時「因搞運動，故停止收購中外書籍，只可作破爛稱斤賣矣」。至此，他只能靠兒子夫婦的工資度日了。
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窮困，原因雖有歷史的，主要還是家庭和個人的。因為抗戰期間附逆，使他在抗戰後喪失了北京大學的教授職位，解放後也未被安排工作。而由於毛澤東一句：「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又使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面請他翻譯希臘和日本的古典文學，使他得以整日貓在苦雨齋中安靜工作，成就了他晚年翻譯寫作的豐產期。一直被拒在體制之外，使他成了被隱的隱士。倒也因此得福，解放後政治上的風風雨雨，丁點未吹濺到他，他成了逍遙的旁觀者。生活中的周作人表現得很超脫，曾在送別人的條幅中寫道：「多難只成雙鬢改，浮名不作一錢看。」本以為這是他最想要的生活狀態。但實際上不只生活上的清苦他耐不得，精神上的寂寞也守不住。他對當時海外對他的評論和評價皆很關注和在意，一九六五年，還在給鮑耀明的信中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的多。」
「文革」開始，他終於再次被置於政治漩渦之中。第二年，便在窘困之中結束了極具爭議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