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餘波\李夢
圖：George Grosz畫作《灰色的一天》\作者供圖
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一場名為「戰後餘波」（Aftermath: Art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One）的聯展正在不列顛泰特美術館舉行，展出德國、英國和法國藝術家創作於一戰之後的作品，以畫作為主，兼及雕塑，其中不乏對於戰爭傷痛的反思，也有藝術家對於廢墟上建構新城市及新生活的想望。
耗時四年、戰火燃遍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一千七百萬人喪生，將歐洲既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幾乎盡數毀壞。在這樣倏忽而來的新舊交替轉折時期，藝術家恐怕難以關起門來不問世事，藝術創作必然地回應世事，並反映社會個體的心聲。今次展出的作品儘管所屬風格與流派互不相同，但總括而言不外表現出三種趨向：一是「回望」，因當下的挫敗及荒誕而格外懷念「老好日子」（good old days），並以創作表達對於古典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格的仰慕，頗有一種「復得返自然」的衝動；另外一個趨向是「展望」，既然當下不堪，不如向前看，藉由筆和畫布恣意暢想遠方的烏托邦。至於戰敗國德國的藝術家，如George Grosz等人，則顯然沒那麼率性放鬆，他們將重點落在「當下」，或以諷刺或以寫實的筆法，反思戰後士兵遭遇的不公平對待，反思資產階級的貪婪，以及社會貧富懸殊種種隱患。
「戰後餘波」這場紀念展涵括了三種時態（過去，當下及未來），而不論戰敗國抑或戰勝國的藝術家，對待戰爭無一例外抱持批判姿態。的確，在這場文明的浩劫面前，怎會有真正的贏家？
德國藝術家George Grosz展出的畫作《灰色的一天》尤其讓我印象深刻。作品完成於一九二一年，距一戰結束已過去三、四年，憤怒或是悲悼的情緒已淡了不少，畫家轉而呈現的是新城市重建時暴露的問題，例如如何安置傷殘兵士，以及如何處理有產階級與無產者的矛盾，等等。如畫中所見，頭戴禮帽、衣冠楚楚的富人與在戰場上備受身心璀璨的退伍兵士分立於磚墻兩側，寓意這兩類人之間難以逾越的溝壑。背景中是背負鐵鍁的勞工，以及躲在廊柱後偷窺的禮帽男。
畫家並不介意臉譜式地塑造角色，他筆下的資產階層要麼沒有眼珠，要麼是「對眼」人，每每擺出一副高傲冷漠、不可一世的模樣。而勞工階層則是面目模糊的，我們在畫中讀不出他眉眼流露出的情緒，彷彿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眼中，這些底下階層的喜怒哀樂根本不值得掛懷。George Grosz同情勞工，在這幅《灰色的一天》以及他的另外一些以水彩為媒介的諷喻畫中，有錢人的樣子總是庸俗醜陋的。畫家時常用鮮艷顏色描畫富有階層的醜態，由此製造一種浮誇的、飽膩的觀感，並諷刺時事的不堪。
與George Grosz和Max Ernst等人對戰爭以及戰爭之後喧鬧世事的「揭醜」相比，法國藝術家Fernand Léger則將更多心力用在對於未來的想象中。一戰引來的人心浮動，也為藝術圈帶來不小的震蕩，諸如立體主義和達達主義等，均是在新舊語境的交替與變動中湧現，並幾乎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藝術發展脈絡。
如今，我們回看Léger創作於一戰之後的畫作，像是一九一九年的《城市》和《鐵道岔路口》等，不難發現這些作品深受立體主義影響，用平鋪式幾何圖形構成的抽象畫作，解釋彼時繁華城市給人帶來的感官及心理上的雙重刺激。Léger並未用灰暗的筆調摹寫戰爭創傷，反而積極探索未來城市的樣態。他一早預見機械工業將為人類帶來無可扭轉的重大轉變，將面目模糊的個體置於林立紛雜的建築與道路之間，這分明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景況：在機械重複的生活樣態中，人的個性被沖淡再沖淡，甚至人與這世界連通交往的媒介不再是雙目或雙手，而代之以手機、電腦和3D電視……
一百年前Léger的預言句句切中，不知一百年後的人們能從今日藝術家的創作中，生出「似曾相識」的感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