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影留心/顏純鈎
圖：著名作家錢鍾書（左起）、巴金及柯靈 資料圖片
近日整理家中雜物，翻出一些老照片來。我生性粗疏，大事糊塗，小事不拘，多年來四處搬家，一些舊照都隨便堆放，久在不見天日的角落裏。今日塵滿面鬢如霜，突然翻到十幾本舊照片來，不免有些逝者如斯的感慨。
和家人的合照當然佔了大多數，孩子年幼時，自己正踏入中年，頭髮還烏黑豐盛，額角光亮，那時初到香港，臉上還有一種惶惑不安的神色，工作辛勞，前程看不分明，還好拍照時都還挺得起胸膛，目光尚算堅定。
不知為什麼，在那麼困窘的日子裏，一直對將來有信心，知道只要抱定一個宗旨，不斷用功努力，總能在這個大都市裏站住腳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一天晚上，家裏連買米的錢都沒有了，等妻子從工廠放工，帶回來剛發的工資救急。誰知那晚妻子又加班晚歸了，我和孩子等在家裏，等到她回來了，我心一橫說：今晚不煮飯了，上街吃飯去。
那是我們到香港後第一次在外面吃飯。北角英皇道上有一家小小上海館子，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餐，埋單時看着價錢肉痛—翻看老照片，無端想起這一件瑣事。
那些年我在《晶報》做校對，有一次公司組織了一次郊遊，我們站在一棵樹前留影，兒子臉色青白，女兒還抱在手上，然後，孩子在照片裏長大，我們在照片裏老去。
一些前輩都不在了，老祖母、父親、岳父岳母、姑婆叔公，當年他們差不多是我今日的年紀，他們的生命有部分與我重疊，有部分對我永遠是謎。
另外一些照片是多年工作和社會活動留下的剪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文化的黃金時段，那時文化活動很多，外面的人進來，我們也時常往外走。內地改革開放初起，大江南北生機勃發，老一輩文化人紛紛「出土」，新的作家群雄並起，我生而有幸，還趕得及見到一些現代文學歷史上的大師。
照片堆裏有一張是和錢鍾書先生的合影，記得是九十年代初了，與陳松齡先生到北京參加書展，書展間隙我們去探訪錢先生。那應該是科學院的宿舍區，灰色的磚樓，室內空間感覺挺大，到處堆着書籍畫冊。錢先生大致問一些香港出版的情況，也介紹一下他們的日常生活。隔壁有人家在裝修，砰砰碰碰的吵翻天，楊絳先生稍微抱怨着，也是一種逆來順受的表情，比起當年幹校中的日子，只能說差強人意了。
告辭時錢先生送我們一套書，布面精裝，開本很大，卻是新疆出土的一些文物資料匯編，我們惶恐地道謝，知道那都是我們看不懂的書，但錢先生如果要送我們什麼書，也一定是我們看不懂的了。
我們各自單獨和他拍了一張照片，錢先生穿藍色襯衣，灰藍色褲子，戴着眼鏡，額角很高，和藹地笑着，一隻手抓住我的手。多年來和各種各樣的人拍照，從來沒有一個人會抓住我的手來拍，這大概是他們那一輩文化人一種對人表達親厚的習慣。
一九九六年我和陳松齡、劉文良兩位去了一趟上海，那次順道去拜訪了巴金先生。巴老身體已經很弱，幾乎沒怎麼說話，但很禮貌地打招呼，一路眯眯笑，李小林女士在旁邊陪着說話，有時他說什麼，我們聽不分明，李小林就在旁做「翻譯」。我們表達了誠摯的問候，介紹了他的作品在香港出版的情況，臨行前我們坐在他身邊，和他合拍了一張照片，我還有一張是他坐着，我站在他身旁俯身和他握手的照片。
在上海時也去拜訪了一下柯靈先生，柯老的作品雖然我們沒有出版，但當時我們想做一套書，介紹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柯老給我介紹了北京女作家梅娘，我和他通了幾次信。柯靈先生住家是一幢小洋房，我們在客廳裏坐，滿室都是書，使本來寬大的客廳顯得擁擠。我們坐下聊天，看到桌上一部翻開的稿子，他說是有人請他寫序，幾十萬字的大部頭，要從頭到尾看一遍，求序的人很多，他根本沒多少時間做自己的事。
但人家求序是可以拒絕的啊，為什麼要揹一些無來由的債在身上？老一輩的人厚道，又覺得培養年輕人是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那樣無私的付出，又糟蹋了自己寶貴的時間。
想起柯靈先生發表在《香港文學》上那篇《遙寄張愛玲》，那麼通透敏銳的文字把握，不免更為他叫屈。那時他正在寫一部有關上海歷史的長篇小說，我記得好像在《收穫》上讀到前言，原準備寫一百萬字的，多少讀者期待他的這部巨著，可惜他的時間用來替別人讀稿寫序，而他的長篇最終也沒有寫成。
告別時柯老和他太太送我們到樓下，站在門口合拍了一張照片。老一輩作家總有一種儒雅的風采，說話慢條斯理，聽別人說話時一逕點頭含笑，柯老在照片裏也是那麼一副飽經風霜的笑容。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