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攜《北上》再歸來
圖：徐則臣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二○一八年底，歷經四載潛心創作，著名作家、《人民文學》副主編徐則臣推出長篇新作《北上》，瞬時成為文壇熱議的焦點。大公報記者日前獨家專訪了徐則臣。在揭開《北上》背後的創作故事、解讀自己的寫作密碼時，徐則臣表示：「金庸的武俠小說是自己十分重要的文學啟蒙，恩師曹文軒的教導則打開了自己求索文學迷宮的新天地。」談及中國文學的總體水準，徐則臣認為：「今天，中國文學中的優秀作品已經完全可以和西方優秀作品平等對話。」對於自己的文學之路，他則說：「我不主張為文學一定要把命搭上去，但做文學必須要有一點理想主義。」\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北上》的主角是京杭大運河。徐則臣通過運河之上幾個家族綿亙百年的秘史，將大運河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隱秘關聯如抽絲剝繭般一一呈現。讀到最後，讀者會覺得，這既是關於「一條河」的大書，更是關於「一個民族」的精神史。
「三組鏡頭」審視大運河
徐則臣的文風一向開闊大氣，筆調延宕自如，但《北上》卻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我從小生活在運河邊，自認對她很了解，但寫着寫着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徐則臣說：「這部小說涉及很多純歷史的硬知識，譬如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進北京、清朝的漕運治理等，都不容有差。」在《北上》中，運河因一次大水而改道的細節，徐則臣都要搜羅史料，反覆考證，確保行文與當年的物候、人情相脗合，也使小說虛構與歷史真實完美交融。
「有一次，從早晨到入夜，我一直寫，一直改，最後發現只剩下三十個字。」他笑着回憶，自己從不贊成把寫作搞成多麼苦兮兮的一件事，但那個時候還真有點「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鬚」「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的感覺。「雖然只有三十個字，但我覺得挺好，因為它們立得住，還能帶來一種實實在在的成就感，支撐我一直寫下去。」
寫完小說之後，徐則臣特地邀請一位運河專家和一位近代史學者，細讀全篇，推敲史實。「很多小說家可能覺得沒有必要，但我堅信，小說寫得好不好，是能力問題；能不能避免史實謬誤這樣的硬傷，就是態度問題了。」
從二十世紀初中國大地風雨飄搖，到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從意大利旅行冒險家保羅．迪馬克，到挑夫、船老大、義和拳民等中國底層百姓，《北上》不僅鋪陳出一幅宏大壯闊的歷史圖景，更勾畫出為了理想與生活而拚搏的斑斕眾生。「如果說寫這部書之前，我是用望遠鏡去看運河，那麼在真正走筆時，我又添置了顯微鏡和放大鏡。」徐則臣說：「我要喚醒沉睡的運河，讓讀者感受到她的脈息。」
一個有坐標系的作家
十年時間，三部長篇。徐則臣的創作風格一貫而鮮明：一個是大氣厚重，一個是有些「緩慢」。對此作家本人毫不諱言。「我有一個十分清晰的坐標，它是關於世界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的譜系。身處其中，我一方面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時刻提醒自己：每一個素材，都有誰寫過？處理到什麼程度？我再動筆的空間和可能性在哪兒？」徐則臣笑着說，這會導致自己的寫作變得艱難而緩慢，但也讓自己每一次「出手」都不至落到水平線下。
這個坐標系幫助徐則臣樹立起很強的主體感。在世界文學之林中，他極力避免趨步他人甚至自己走過的路，而是執著開拓新的疆域。從《耶路撒冷》到《王城如海》，再到《北上》，徐則臣幾部小說的結構完全不同，甚至也異於其他作家的「套路」。可以說，他在創作之路上步頻不快，但每一腳都是新的天地。
「這種坐標感得益於北大中文系的嚴格訓練，對小說結構的求新求變則源於恩師曹文軒的啟發。」徐則臣曾經反覆揣摩《草房子》的行文結構。這部小說所採用的環狀謀篇法完全迥異於傳統小說線性敘事的模式。「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它一下子打開了我對小說結構的認知。」徐則臣說，自己在那一天真正「頓悟」。
此後每次創作，徐則臣都會先花費大量精力「尋找」與題材最為契合又帶有創新的小說結構。在理想結構搭建起來之前絕不動筆。於是，耗時六年的《耶路撒冷》找結構就用去了三年，四年磨一卷的《北上》，頭兩年也都被作家用於搭建文章骨架。
如果說坐標感和結構性是徐則臣作品在技術層面的特色，那麼在質地上，他自認有三方面主要追求，「首先，我的小說始終帶有理想主義的氣質。其次，不論離開故土，還是走向異國，『到世界去』都是我創作小說的一個總方向。最後，別樣的視野和格局也是我特別追求的。」徐則臣說，自己期望能以一種異質性的目光，重新審視世界與文明。
五年級讀遍金庸小說
二○一八年，香港文壇相繼送走了饒宗頤、劉以鬯、金庸等大家，不僅令華語文壇震驚痛惜，也引發了香港會否陷於「文學斷代之危」的討論。對此徐則臣認為，金庸等老先生在那裏，他們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在那裏，就沒有人敢說香港文壇是沙漠，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香港乃至整個華語文壇永遠的綠洲。
「我在小學五年級，就已經讀完了金庸先生所有的武俠小說。老先生的作品是我非常重要的文學啟蒙。」徐則臣說，金庸先生的學養、文筆和吞吐量，特別是那種綿長不絕、層層遞推的文氣，在整個中國文壇都是十分卓絕的。金庸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揚，也為中國純文學作家樹立了不朽的榜樣。
近年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東野圭吾深受中國年輕讀者追捧。相反，在日本讀者群中卻鮮見有同樣影響的中國作家。對這種現象，徐則臣有自己的理解，村上、東野的流行，是一股世界潮流，一方面他們不僅風靡於中國讀者群，另一方面他們的流行也有內在的必然性。「東野的文風環環相扣，可以帶來偵探式的閱讀快感，能夠很快把人從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中抽離出來。村上的小說有很多詩意與青春的色彩，這也與當下的時代需求存在某種契合，再加上一些建構性的因素，所以漸成潮流。」
「事實上，純文學經典很難成為風潮。」徐則臣坦言，就好比《紅樓夢》，它的品質和地位盡人皆知，但為何鮮見人們像追捧村上一樣追捧曹雪芹？「我想因為這樣的純文學經典，已經沉澱為我們生命的底色。十歲時我能說出一句《紅樓夢》的台詞，三十歲、五十歲、八十歲，我依然能說出其中的句子，這樣的作品已經成為人們永恆的資料庫，而流行作家可能只是階段性的資料箱。」
中國文學影響力日增
除了作家身份，徐則臣還是內地權威文學期刊《人民文學》的副主編。這份裝幀樸質的雜誌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第一份文學期刊，毛澤東為其創刊號題寫過「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寄語。這個平台的編審工作，讓徐則臣得以實時了解中國文壇的一線動態。
談及對中國文學創作水準的評價，徐則臣認為：「現代小說的源頭在西方。我們也長期有一種自卑心理，覺得中國文學比人家差很多。這背後其實有一個潛在的預設，那就是把世界文學分為兩部分：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徐則臣說，哪個國家沒有文學大家？哪個國家沒有傳世經典？所以當你把中國以外的、經過充分遴選的優秀文學匯在一起，拿來與未經充分遴選的、中國文學的整體做比較時，當然會產生錯覺。
「文學的價值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一種陌生感。」徐則臣指出，西方世界的生活環境與中國不同，西方作家的表達習慣也不一樣，西方的觀念視角更是多有差異，因此，從小說故事、藝術手法、思想內核這三個維度上，我們的讀者在面對中國文學時都很難產生面對西方文學時那種強烈的陌生感。此外，西方文化仍是強勢話語，在文學評論領域，人們也會自覺不自覺地以西方的眼光和標準去評判所有文學。「如果剔除這些因素，從絕對意義上看中國文學，特別是那些優秀作品，已經完全可以和西方優秀作品平等對話。」
在他眼中，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近年來中國文學的被關注度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可以說，中國文學的未來肯定越來越好。但任何人也不會一口吃成胖子，文學軟實力的提升更是緩慢和累進的。所以中國作家應該保持平常心，一方面寫好自己的作品，一方面真誠地走向世界。
為文學甘當「苦行僧」
來自蘇北，求學北京，奮筆滬上文壇，回歸北京定居，徐則臣的行走旅程呈現一種「帶毛邊的粗糲與漂泊」。與此同時，從學校老師，到北大學子，再到雜誌編輯，徐則臣生命軌跡的另一個面向卻十分「光滑平順」。談及這兩種生活及其對創作的影響，他有感慨更有理性，「對寫作而言，沒有哪一種生活是無用的。關鍵在於你如何把過往的經驗，重新納入你的寫作之中，這需要一點機緣，一些思考，把它啟動。」
「從功利角度講，可能大家都希望過上衣食無憂的舒坦日子。從寫作來說，又希望能有一種跌宕起伏、大開大合的人生。」面對這種矛盾，徐則臣笑說，那就順其自然，該怎麼做就怎麼做。而且生活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也並非重要到不可或缺，其實更重要的是作家對於世界的認知和思考，以及內化別人生活的技巧和能力。
從達官顯貴到底層耕樵，從東方古都到西方聖城，徐則臣筆下的世界異常宏闊斑斕，但人們想像不到的是，現實中作家的生活卻異常「寡淡」。「我白天忙於編審稿件，寫作都安排在晚上和假日。即使假期裏舉家出遊，我也是往賓館裏一躲，埋頭寫作。」從不看電視，不去影院，更不會逛街的徐則臣，被妻子稱為「苦行僧」。
「我從不主張為文學一定要把命搭進去，但做文學必須要有一點理想主義。」說到這兒，徐則臣朗聲笑了起來，彷彿一位數學家破解了迷宮中的密碼。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