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梁思成與《大公報》\方 元
歷史就像拼圖，由一塊塊小圖片組成。每找到一塊新的小圖片，我們就對歷史多一點了解。
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夫婦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他的妻子林徽因為《大公報》寫詩撰文的舊事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但梁思成在《大公報》寫文章的事就沒聽說過。所以，當我在《副刊文粹》（大公報出版，二○○二年）中看到梁先生的一篇文章時，感覺就像找到了一塊新的小圖片。
這篇文章題為《〈建築設計參考圖集〉序》（簡稱《〈圖集〉序》），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在天津《大公報》，全文約四千字。據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編寫的《梁思成著作一覽表》（清華大學出版社，二○○四年），梁先生在《大公報》發表過兩篇文章，但未包括此篇。
《副刊文粹》的編者是注重細節的人。他們特地註明此文刊登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這是研究建築史的學者經常會忽略的一個細節。它可以讓人追蹤文章發表的背景和編輯的作用。
當時主編副刊的是楊振聲和沈從文。他們將副刊進行改版擴充，使〈文藝副刊〉成為京津文化界的一個重要園地。今日人人都知道《邊城》的作者、現代文學家沈從文的大名，而知道楊振聲的人甚少。實際上，這位「隱形」的歷史人物是一位重量級的現代文學家和教育學家，曾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青島大學校長。他們二人以及後來接手副刊編輯的蕭乾，都與梁思成夫婦熟稔。
其實，以梁思成夫婦的才識以及他們與《大公報》編輯的關係，有文章見報乃是合情合理。只因歷史的風沙掩蓋了他們的足跡，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走過的路。
讓我感到驚奇的是，梁思成這篇文章雖然寫於八十五年前，但許多觀點在今日讀來不但不過時，而且仍有現實意義。例如，他批評：「現在中國各處『洋化』過的舊房子，竟有許多將洋式的短處，來替代中國式的長處，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兒』。」他雖然在說當時的情況，卻好像預見到了六十年後、七十年後，甚至八十年後會發生的事。
再例如，他指出：「中國文化屢次屈辱於西方堅船利炮之下以後，中國卻忽然到了『凡是西方都是好的』的段落……於是『洋式樓房』，『洋式門面』，如雨後春筍，醞釀出光宣以來建築界的大混亂。」看看現在的建築吧，我們只需把「光（緒）宣（統）以來」改為「八十年代以來」，就可以將整段話用在今日了。
為什麼人們不斷地重複歷史的錯誤？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好好地讀歷史。
不過，對於我這代人，沒好好讀歷史有一個「藉口」：讀不到歷史。例如，我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按理說，在大學的四年期間我們會讀到梁思成的著作，但在書架上看不到他的書。為什麼看不到？這有個歷史原因：
在「文革」中許多圖書被查封或銷毀。雖然「文革」在一九七六年結束，但在「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倒的人並未立即獲得平反。那些「反動學術權威」尚未恢復政治名譽和原職工作，因此他們過去寫的文章、著作也未完全解禁。全國的平反工作於一九七九年才正式開始，至一九八二年基本完成。那時第一屆大學生已經畢業了。
梁思成的舊作在一九八二年後整理成冊，陸續出版。但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中國建築界的眼光都聚焦在國外的新潮建築上，因而較少有人關注中國古建築和梁思成。有關梁思成的研究和出版在本世紀初才變得熱起來。
雖然建築與人朝夕相處，但人們很少會把建築設計和建築藝術視作與公眾緊密相關的公共議題，也很少在報章這樣的公眾平台上看到建築師的文章。不過，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建築正處於轉變時期，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因此建築師的見報率比較高。這也是梁思成學術思想比較活躍的時期。
《〈圖集〉序》並非梁思成在《大公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根據《梁思成著作一覽表》，他的第一篇是《讀樂嘉藻〈中國建築史〉辟謬》（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此後又發表了一篇《市鎮的體系秩序》（一九四五年八月，日不詳）。儘管梁思成將這些文章發表在《大公報》上，但從選題和寫作風格上看，他尚未有意識為報章而寫。
除了上述兩篇及《〈圖集〉序》之外，近年有人在老前輩的回憶中發現梁思成的一篇逸文。多謝《大公報》的編輯幫我查找到七十多年前的舊報紙，確認這篇是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天津《大公報》的副刊〈市政與工程〉第二十九期。它的標題是《建築市鎮設計的新觀點》（簡稱《新觀點》），署名「梁思成講，杜仙洲錄」。所以，《大公報》共發表過四篇梁思成的文章。
此文是梁思成在市政工程學會上的演講詞。因為他剛從美國考察回來，因此講演的內容主要是介紹美英的「花園城市」概念。當時他是剛成立的清華大學建築系系主任，並在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員會兼職。杜仙洲是委員會的職員。
在副刊上為市政建設開設專題版面，並由工程學會主編，這種社會協作辦報的方式是《大公報》的一個傳統特色。蕭乾在回憶錄中對此有過細緻的描寫，稱之為「刊中刊」。
據林洙的統計，梁思成從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營造學社至一九七二年在清華大學病逝，發表過六十多篇文章，其中在《大公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章上刊登的有十五篇。現加上《〈圖集〉序》和《新觀點》，共有十七篇，在發表總數中所佔比重不小，值得重視。
讀梁思成的學術論文與讀他的報章文章，感覺是不一樣的，好像看到兩個不同性格的梁思成：一個是遠離塵世、潛心治學的學者；一個是關心社會、學以報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所以，在研究梁思成的思想時，不單要看學術的一面，也要看其他方面，以便更全面、更立體地認識梁思成。當越來越多的歷史碎片拼合起來時，歷史的面貌就越來越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