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什錦\淺談中國美術史宋學的「經典性」\徐子晴
自魏晉以來孕蓄的「文人畫」，到北宋終成氣候，在蘇軾、米芾、李公麟等推動下，注重抒發主觀情致的文人墨戲畫發展成新的藝術潮流，與宮廷畫院的寫實畫風形成對比。「文人畫」在創作中表達藝術家的人格與個性，不求形似帶來進步的作風。
宋代繪畫有重要變革，山水、花鳥畫取代了以往的人物畫。卷軸畫愈益多起來，反之壁畫已不如唐代那樣繁榮。中國歷史上畫院的極盛時期，畫院即是由皇室在朝廷建立從事繪畫教育及創作的地方，是宋徽宗時建立皇家畫院，形成「院體畫」的發展。對於都市生活和農家社會的描寫，人物的肖像，以及諷刺的哲理作品，猶能傑出於畫史，給予千百年後的人以模範和啟發。所以論述中國繪畫史，以宋代為中心。
這時期，學派之間相互討論和辯難，它們之間互相影響和汲取，使學術界呈現出生動活潑的鼎盛局面，因而發展出具有宋朝特色的學術，稱為「宋學」。中國學術史上的「宋學」，是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思辨性傳統。如果以桐城派古文寫作的要求，它是與「考據」、「辭」互為表裏的「義理」。「宋學」的高明之處，是在「實」中求「虛」，揭示宋代美術的經典特質。因而在美術史上的意義就十分明顯。像北宋晁以道對畫家描繪物象的要求──「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 被明代董其昌視為「宋畫」的特徵。再放到與世界藝術對話的歷史平台，現代美學家李澤厚則將其上升為「無我之境」。這個美學上的發揮，可以用來說明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宋代美術研究狀況。他們在弘揚「宋學」傳統上，圍繞着宋代美術形式風格和社會情境兩大方面，參照了西方美術史學的方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而國外學者在「義理」的疏證上，更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沃爾夫林（Heinrich Wolfflin，一八六四至一九四五年），瑞士著名美學家，他的理念，強調了藝術品作為藝術史本體的重要性，可謂一種藝術史的內部考察。沃爾夫林著作的價值在於，提供了相對客觀和公正的類別，構成了一個系統，我們可在其中闡明對藝術的某些觀察力，否則這些觀察力可能仍然非常籠統和不精確。他提出嘗試理解和欣賞藝術品的一種方法是通過形式分析，即不是以主題或技術的角度來看藝術品，而是以純粹的形式概念來看待。
宋朝政府提倡儒家思想。但宋朝學者卻充滿着懷疑的精神，想要重新解釋儒家經典，超越漢朝董仲舒以來「天人感應」的一套說法，建立更具宇宙性的體系。宋學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吸取了佛學和道家思想，是在唐代儒、佛、道融合滲透的基礎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學術思想。理學思潮的興起，標誌着唐代以來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格局的終結。
不論是「漢學」抑或「宋學」，也不論是「文獻」還是「圖像」，宋代美術研究的方法與對象，一方面從深度和廣度上幫助人們認識這個時期藝術的「經典性」。南宋末年，理學被奉為正宗思想，成為中國社會後期思想文化的主導，滲透於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