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若觀火/馬雲爭議演講背後的深思\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 湛
「金融非官方非專業人士」馬雲在外灘金融峰會上的演講引起了較大的爭議，特別是這一講話發生在螞蟻集團上市前夕，而許多人認為螞蟻集團的成功與其享受較少的監管有關。但如果將視角從螞蟻集團等爭議話題上移開，馬雲在講話中多次提及的責任、擔當、思考，確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是發展的重要性問題。馬雲發言一開始就提出，「現在的趨勢越來越像是全世界變成了只講風控、不講發展，很少去想年輕人的機會、發展中國家機會在哪裏，這其實是導致今天世界的很多問題的根源」。這個論述其實很深刻。為什麼2016年美國選出「非主流總統」特朗普，為什麼許多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經濟沒有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沒有提高、民眾對政府不滿。
2017年，十九大報告作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判斷，即「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近幾年的經濟形勢和社會輿論來看，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固然重要，但解決「發展」問題也同樣重要：隨着近些年經濟增速下滑，社會輿論中的不滿、焦慮、戾氣等也有增多的趨勢。關於這一點，曾經因「996福報」言論引發輿論批駁浪潮的馬雲想必有切身體會。
二是如何促進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理論上沒有疑義：發展應該主要靠社會、靠創新、靠年輕人、靠市場配置資源。但在實踐中，按照馬雲的說法，「這個不許那個不許」的政府文件越來越多，創新和發展的空間可能越來越少。其實，政府文件也多次提及這個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九大報告都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在中國這麼一個有大政府傳統的國家，分清「市場決定性配置資源」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踐起來並不容易。
三是政府的角色問題。政府能在發展中缺席麼？顯然也不能，政府應該解決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發展中的貧富差距問題。2020年胡潤百富榜顯示，馬雲及其家族以4000億元的身價，第四次成為中國首富，而同時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從海內外實踐來看，市場不能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政府通過遺產稅、累進稅制等工具才能解決這一問題。但遺憾的是，在中國遺產稅尚未普遍徵收，而以增值稅、消費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反而使得中國稅制更具累退性質，加劇了貧富差距問題。在外灘金融峰會上，許多政府官員對創新、監管進行了分析，但卻很少有官員談及貧富差距，或如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四是金融風險的問題。馬雲演講很大篇幅是關於金融體系和金融風險，其講話之所以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部分內容。但相比於上面三個問題，金融風險反而可能是馬雲講話中「最不重要」的一個問題。馬雲所言「巴塞爾協議像老年人俱樂部」、「中國金融基本上沒有風險」自然有偏頗之處，但金融監管、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問題也確實需要仔細考量。
關於金融監管的成本。為什麼需要防控金融風險，因為金融風險會溢出、擴散、放大，進而帶來負外部性。那麼，以巴塞爾協會為代表的金融監管是否有成本呢？顯然也有，金融監管將導致金融體系信用創造能力下降、流動性水平降低，進而推升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研究顯示，巴塞爾協議Ⅲ可能推升各國經濟信貸成本約60個至80個基點。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的關係需要權衡，監管收益與監管成本的關係也需要權衡。
關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從歷史來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演變是動態、因市場行為、市場結構而變的，相比之下，金融監管、監管指標則是靜態、滯後的，靜態的監管指標在多大程度上能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例，其重點是當時的金融監管層沒有意識到金融體系中存在一個巨大、複雜的影子銀行，而雷曼兄弟的破產引發了影子銀行和整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危機。
整體來看，馬雲的講話有爭議之處，但也提出了許多值得社會、政府深思的問題。有些問題短期內可能沒有答案，但長期來看，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助於經濟和社會更加良性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