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恆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是我們常來形容一個人步入巔峰又走向衰落的經典名句，眼下若把它用在英國最大在野黨工黨身上，倒也是十分貼切。
在剛剛過去的「超級星期四」英國地方選舉中，執政保守黨高歌猛進，取得了整體性勝利，而工黨卻節節敗退，政治地盤不斷縮小，尤令外界震驚的，是逾半世紀以來均為工黨堅實票倉的英格蘭東北部港口城市哈特爾浦（Hartlepool），在國會議員補選中被保守黨一舉攻破，讓工黨上上下下顏面掃地，用尖酸刻薄的英國評論人士的話說，「工黨輸掉了自己的底褲」。
此次工黨幾乎重演了二○一九年大選時敗北的一幕，當時工黨丟掉了國會六十個席位，令總議席數減至二百零二席，是一九三五年以來大選最差的成績。在這些丟掉的選區裏，有二十四個曾經是工黨的鐵票倉，包括百年以前就是工黨選區的羅瑟河谷（Rother Valley）以及紐卡斯爾安德萊姆（Newcastle-under-Lyme），也就是說，經過這兩次選舉，被視為工黨大本營的「紅牆」（Red Wall）大規模倒塌，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首先要說說「紅牆」這個詞彙的誕生，它是英國民意調查專家詹姆士·卡納加蘇里亞姆創造的，專門用來指代傳統上支持工黨的選區，由於工黨的代表色是紅色（保守黨為藍色），並且根據以往的大選結果，工黨獲得的選區在地圖上連成了一片，看起來就像一面紅色的牆。
傳統意義上的「紅牆」區，是沿着以伯明翰、考文垂為代表的英國中部地區一路向北，遍布約克郡，直達威爾士的東北部。在這一大片工黨的心臟地帶，集中了很多工業重鎮，除了汽車製造、機械加工等少數現代產業外，更多的是煤礦、鋼廠等走向衰落的傳統產業，類似於美國東北部等傳統工業衰退地區的「鐵鏽地帶」，當地居民也多接近於被稱為「紅脖子」的美國藍領工人。
在一九九七年，由於出任工黨黨魁的貝理雅放棄過往激進的左翼路線，對工黨進行重新定位，提出「第三條道路」的競選口號，糅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點，以互補不足，贏得選民廣泛支持，「紅牆」區也達到了歷史巔峰。在當年的大選中擊敗已經執政十八年的保守黨，貝理雅以壓倒性勝利入主唐寧街十號，他也成為英國一百八十五年來最年輕的首相。此後在他領導下，工黨連續執政十三年，影響力曾如日中天，但後期卻開始走下坡路，直至二○一○年大選時敗北，而淪為在野黨的工黨一蹶不振，二○一五年已年屆六十六歲的郝爾彬接掌工黨，但他極左的路線卻讓工黨離政權越走越遠，最終於去年換上新黨魁施紀賢。
「紅牆」倒塌的導火線，是英國時代的快速變遷特別是脫歐的到來。自貝理雅時代結束後，「紅牆」區的煤礦、鋼廠等傳統產業也加劇衰落，很多年輕人紛紛外出闖蕩，留下大批退休工人及失業者群體。幾年前，我去過「紅牆」區的利物浦，這個工業革命時期北方重要港口城市經過多年的經濟低迷，到處暮氣沉沉，人們的生活節奏緩慢，很多老人面無表情地呆坐在咖啡館裏，只有那些被歲月沖刷得殘舊斑駁的高樓大廈，彷彿在述說昔日的輝煌。
在二○一六年脫歐公投時，「紅牆」人將日子變得越來越艱難，歸咎於歐盟外來移民與自己搶工作和福利，他們普遍投票支持脫歐。時任工黨黨魁的郝爾彬在脫歐問題上立場飄忽不定，態度曖昧，引發「紅牆」人的不滿，認為工黨沒有代表他們的心聲，於是在選舉中拋棄了長期支持的工黨。記得在電視熒幕上，來自約克郡一些礦區小鎮的選民曾神情沮喪地說：「我們是被剝奪的一個群體，可工黨出賣了我們。」反觀保守黨，在贏得二○一九年大選後，首相約翰遜為耗資巨大的高鐵二期（HS2）開了綠燈，這個旨在拉動北方經濟的交通項目，可為「紅牆」區帶來幾十萬份工作崗位和大量商機，這顯示了他對「紅牆」人的重視，怎能不收穫感激。
實際上，自貝理雅以「第三條道路」引領工黨走向巔峰後，工黨一直陷於迷茫。帶着挽救工黨任務出任黨魁的施紀賢，本身是擁有爵士頭銜的大律師，在許多基層工黨選民眼中，他不接地氣，如果說郝爾彬走向極左，代表了草根，那他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代表了精英，結果誰上台都會導致工黨選民的流失。目前工黨的主力支持者，只剩下那些思想前衛的高學歷年輕人和少數族裔，他們多住在現代化大城市，比如倫敦，來自工黨的穆斯林族裔簡世德能夠成為市長並且能夠成功連任，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我原來的一位老鄰居是忠實的工黨支持者，曾四十年如一日地給工黨投票，二○一九年大選時，她突然改了主意，認為工黨變了質，她現在不知道工黨在代表誰。正如工黨左翼雜誌《護民官》（Tribune）主編在選後所說，工黨敗選就是因為它的工人階級屬性越來越少，脫離了群眾，而進步的青年政治並不能替代階級政治來成為工黨的支持基礎，迷失的工黨需要找到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