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浩亮
張季鸞溫文爾雅，襟懷坦蕩。他重視發揮報紙言論的監督與引導功能，重視報紙的社會教化與啟迪民智的作用。他主持下的《大公報》，激揚文字，評騭國事，洞察世間百態，立論持正公允，內容兼容並包，充分踐行了「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許多文章與舉措，如今來看，仍深具警醒啟迪之義。張季鸞長年身着一身長衫，這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忠厚長者，如師長般熱切關懷青年成長，將祖國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寄託於青年人身上。通過一篇篇熱情洋溢的文字，勉勵青年人踏實做事，保持鬥志，關注青年心理，給予輔導與幫助。
今天正值五四青年節，藉此以饗讀者。
愛護青年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社評《青年思想的出路》指出：「為思想的出路而感覺煩悶之青年，為社會最有用之一部分。人類之幸福，世界之進化，皆賴此輩求之。就中國論，亦只患青年無思想，並不患青年有煩悶。」張季鸞認為，青年是最富有激情、最具備活力的群體，但往往又容易盲目、衝動或者彷徨、失落。這種心理的變化是正常的。青年應當重在提升自我，做對社會有建樹、對國家有建樹之人，自暴自棄與盲目激進都是不足取的兩大極端。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社評《學生與政治》指出，學生「不可不注意政治」，因為「天下唯有救世之志者始能成大學問家，大藝術家，不然，因人碌碌，隨波逐流，終同化於社會而作附庸耳。」張季鸞筆鋒一轉，認為學生「但不可濫運動政治」，「吾人不勸學生紛紛加入實際的政治運動也。」「學生時代為人生之黃金光陰，乘此修養，備救國於異日，對各黨派之主張，先虛心研究，勿倉卒參與！為國士者，應隨時準備為祖國同胞受任何犧牲，但要宜先充分發展之際精神的能力……」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論學生問題》中，針對校園激進糾紛現象，張季鸞認為：「學生內部最宜注意者，首在尚紀律而尊自由。少數劫持多數，或多數壓迫少數，皆非健全之現象。吾人希望全國青年以親愛之感情，秉自由之意志，以一致團結，為紀律的組織的生活，而不願見學生界本身有用威力其紛擾之事故也。」
啟迪民智
張季鸞重視報紙在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大眾文化修養的教化作用。《大公報》內容包羅萬象，舉凡外交、文化、藝術、教育、經濟、社會、軍事，無不涉及。作者來自方方面面，既有各領域的權威學者，已有軍政方面國共要員，比如林彪、陳誠、張群、蔣經國，都曾是《大公報》作者隊伍中的一員。
而這當中，「星期論文」是首屈一指的名牌欄目。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報》在第三版刊出了「特別啟事」：「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適先生；三、翁文灝先生；四、陳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楊振聲先生；八、蔣廷黻先生。」
一九五三年一月，胡適曾回憶道：「《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而事實上，最早提出此意的是張季鸞。一九三三年底，張季鸞與胡政之宴請北平文教界人士，為即將開闢的「星期論文」約稿。席上特別說明稿件除牴觸法律外，決不干涉內容，不更改字義，以尊重作者。
胡適是最積極的作者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他發表了在「星期論文」中的第一篇《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肯定了《大公報》在採用白話文方面的功績：「在《大公報》的六版半的讀物之中，白話只佔百分之三十八。然而從日報的歷史上看來，這樣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們樂觀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報的文字變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話化，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星期論文」共計發表七百五十篇文章，出自二百多位作者之手，均為當時各領域首屈一指的大家巨擘。據《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回憶：「『星期論文』興起後，引起全國注意，尤其知識界到了星期天，無不爭看這個禮拜是誰寫的。其中的確開啟了中國專家學者在報紙上發表議論的先河，更為讀者廣闢吸收知識的園地。」
救人救心
《大公報》極為重視保家衛國、救亡圖存中的文化宣傳導向。張季鸞認為，救國須先救人，救人須先救心。這個心就是中華民族的精氣神，必須用文化宣傳的方式去喚醒與激勵。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大公報》力主抗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不在日軍鐵蹄下辦報一天」，天津版、上海版相繼停刊。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大公報》漢口版創刊出版。這期間，曾組織了全國聞名的「大公劇團」。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大公報》在漢口普海春餐廳舉行茶會，招待戲劇界知名人士田漢、洪深、陽翰笙、凌鶴、應雲衛等六十多人。張季鸞在會上闡述倡辦「大公劇團」的意義。皆因「現在是記者利用筆來殺伐敵人的時候」，而大公人不但用筆，還想借用文化來為抗戰服務。一方面宣傳抗日救國，振奮國人精神，一方面借此募捐籌款，支援抗戰。
曾任上海《大公報》副刊編輯的唐納（馬季良），「八一三」事變後也來到了漢口，受張季鸞之託籌備「大公劇團」，並創作編寫了三幕國防劇《中國萬歲》。五月十三日，《大公報》發表了張季鸞撰寫的社評《戲劇與抗戰建國》：「戲劇，包含話劇、電影，對於抗戰的偉大效用。」「我們民眾，其精神裏蘊藏着極高貴的東西，都是可燃性，但需要去燃，戲劇就是燃的媒介。」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國萬歲》在漢口首演，觀者如雲。公演四天之內共演出七場，門票收入全部購買藥品分送給武漢各傷兵醫院，演出費用則由《大公報》社承擔。這成為抗戰期間文藝界一大盛事。
建言國是
張季鸞學養深厚，巨筆如椽，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評論文章，思索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提供建設性意見。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本報復刊十年紀念之辭》中指出：「現代報業除刊行報紙外，應為社會實際服務，凡社會應倡行之事，報紙宜為其先鋒或助手。」
抗戰爆發後，暴露了中國在空軍方面與日本存在的巨大差距。張季鸞深感空軍人才不足，而要發展航空事業，應當首先從普及航空知識，提高大眾參與度做起。他將目光投向了新興的滑翔機運動。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歐洲學習歸國的「中國滑翔第一人」韋超，致信胡政之、張季鸞，建議能夠幫助《大公報》向德國訂購一架最新型的滑翔機。胡、張均感此時意義重大，遂以《大公報》此前募集的資助航空款項，委託韋超訂購，定名為「大公報號」。這是中國第一架大型滑翔機。後來先後在成都、重慶舉行了飛行表演，引發轟動。張季鸞多次出席滑翔機相關活動。
為增進國人對滑翔運動的了解，《大公報》還開辦了專業副刊「滑翔園地」，從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起刊發第一期，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止共出版五十五期。
促美覺醒
張季鸞重視報紙在傳遞輿論意見、促進國際合作方面的作用，對於國際關係也具有宏闊的視野和洞察大勢的眼光。
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張季鸞就撰寫了社評《美國新總統今日就職》。針對當時美國的孤立思潮指出，美國要擺脫當時的蕭條局面，必須捨棄美國本位主義的國策，融入世界，特別是與中國加強合作。文章首先援引西奧多·羅斯福的觀點指出：「按羅氏與美國前任名總統羅斯福為同族，方羅前總統在職之時，曾有言曰：『美國之未來，在太平洋上。』斯言也，歷數十年而益驗。」
張季鸞繼而寫道：「遷延復遷延，世界經濟不振之怒濤，雖以黃金橫溢之美國，亦不得不捲入恐慌之漩渦；如連日銀行風潮，四十八州竟有二十二州陷於停兌，此美國當前之大難題，而共和黨美國中心主義所貽之惡果也。夫當今之世，政治經濟，息息相通，國際關聯，利害與共，將欲恢復美國之繁榮，必須厲行國際之互助……應取美國本位之政策而代之矣。近日經濟政策，無論保存個人資本，抑或實施國家統制，要之世界必須打通，市場必須開發，於是而中國之廣大市場，終為有裨於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
這實際上是美國中心主義與世界主義之爭，亦可視作當今「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與全球化、多邊主義的分歧。張季鸞的社評距今近九十年，而個中真知灼見，依舊振聾發聵，不因世界風雲激盪而過時。
張季鸞是謙謙君子，不務虛名，踏實做事。「但本良知發言，不計利害毀譽」，是他的畢生追求。于右任曾評價這位同鄉摯友：「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