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張帥）用牛皮護腰帶克服頸椎腰椎痛，用一支支鉛筆在紙上筆耕不輟，作家梁曉聲前年憑藉《人世間》獲茅盾文學獎，今年推出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聚焦普通平凡的青年群體。
梁曉聲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我們的文化用了太大力量鼓吹不平凡的人生，好像一旦平凡了就是災難」。青年多數平凡而普通，他們沒有渾渾噩噩，要為這一群體致敬和鼓勁。
「因為『天命』不濟而自哀自憐自暴自棄的人，是沒搞明白何為生命之人。」
──《我和我的命》
梳理梁曉聲的作品可以發現，青年人在他的創作中一直頗具分量。不管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問世的《雪城》、九十年代創作的《年輪》，還是新世紀的《返城年代》以及其他雜文、散文，梁曉聲一直關注社會變遷與青年的成長。他坦陳，自己以前談及青年特別是八十後時還有微辭，擔心他們碌碌無為渾渾噩噩，「憤怒」多於「奮鬥」，事實上他們承受住了生活中各種壓力帶來的考驗。
青年「奮鬥」要多於「憤怒」
一個女孩看到梁曉聲《掃描中國女性》的時評文章曾來信，想要梁曉聲寫一寫自己的小姨。其中有一段話寫道，她小姨是家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謂最高也就是大專，也是最早離開偏遠的農村到深圳這樣的新興城市打工的人。家族中的其他孩子還有同村的孩子們，一旦到了十八歲開始找工作時就都來深圳找小姨，所以經常是佔了小姨的床，沙發、地板也睡了，在小小的出租屋裏，最多時會有六七個僅比小姨小幾歲的孩子。小姨早晨去上班的時候，要在孩子們的身軀之間來找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時光倏忽，如今年齡最大的八十後，已四十歲出頭，最小的也三十多歲。梁曉聲說，自己從他（她）們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在《人世間》中，我沒有餘地把她擺放進去。這實際上是我的一個遺憾，所以這個初心一直在糾纏着我，完成《人世間》之後，我覺得我要為這樣的小姨單獨立一個傳。」
梁曉聲說，她不只是一個個體，她代表着許多這樣肩負起家庭、家族的扶貧責任的一些孩子們的身影，他（她）們是使自己非常感動的一些青年。
「我願與宿命和平共處」
「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實命和自修命所證明了的人。」 ──《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二十餘萬字，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寫了普通人的奮鬥史：一個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後被遺棄，但在隨後的人生成長中選擇奮鬥，選擇平凡而有尊嚴的生活。
「如果按照習慣心理，一定是我們的女主人公和她的朋友們共同合力，恨不得她能一下子就成為一個董明珠式的人物。而我偏不這樣寫，因為我如果那樣寫的話，實際上只不過是寫的萬分之幾的人的人生，而我像現在這樣寫的話，它可能更符合大多數人的人生。」梁曉聲對大公報記者表示。
他指出，青年誰不希望自己做出成績，做出成就呢？但我們用什麼來判斷「成績」「成就」？掙的錢多？住上大房子？還是開上好車？
上述這些完全符合人之常情，但如果是放在首位變成唯一標準，那就不能苟同了，因為不平凡和成功如果只能和這一點畫上等號的話，肯定是這個國家或者這個時代的價值觀的一種扭曲。
梁曉聲不認為一旦平凡就是災難，他借助書中人物給出這樣的啟示：既然平凡注定是我的宿命，我願與我的宿命和平共處，平平凡凡度過我的一生。我之一切努力和勞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過是要使那平凡趨於穩定，爭取在穩定中過出幾許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來。
不只是展現個人才華
「人是自我給出的意義的踐行者。」
──《我和我的命》
在作品中可以發現，梁曉聲不吝嗇對社會價值的正面探討。如《我和我的命》中所言，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決定人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和基因如何，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他在小說中對「命運」傾注了最深切的關懷，命運有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但人的奮鬥和自修自悟有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新潮的作家認為文學創作更多是證明個人才華的事，你說的社會認識價值跟我的作品沒有關係，我的作品也不追求這一方面。」梁曉聲對大公報記者說，他的小說格局都超出一般故事，比較在意小說的社會認識價值，注重一部作品的社會認識功能。從文學觀來看，有一些新潮的作家是會非常輕蔑這一點的。
梁曉聲不僅寫小說，還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我們的時代與社會》等分析社會的非虛構作品。今次寫作《我和我的命》，還有一大原因就是在梁曉聲看來，大多數人都生活在普通人的層面，我們的文化如果不充分肯定普通人的價值，實際上對於他們的存在和他們的社會作用等於是一種漠視，甚至是否認。
「那麼我就採取一種主動，這種主動首先要在肯定普通人社會存在作用和價值的前提下，去書寫個體的他們。」梁曉聲說，平常生活中和一個青年接觸哪怕不多久，他都不由自主地會問對方收入多少、家在哪兒、家裏還有什麼人，這麼問的時候不完全是說自己準備寫小說要採訪，而是本能的關心，非常願意看到這一代青年人的生活要比他們那一代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