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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一國」有容乃大 「兩制」各顯所長

「一國」的有容乃大需要「兩制」的各顯所長、共存共榮來體現,而「兩制」的良性和諧又需要「一國」的保駕護航(新華社資料圖片)

文/吳志斌

1981年7月18日,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曾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得到鄧小平的面見。查氏曾以無比欽佩的口吻稱讚鄧小平的「治港遠見」,「鄧小平先生在香港創『一國兩制』,涉及經濟及社會制度,規模非漢唐所及。而和平轉政,揖讓換朝,策劃周詳,垂之長久,更遠勝前人了。」金庸之言不無見地,遍地啟發。「一國兩制」的格局之廣、氣度之大乃至胸懷之深,是古今難得一見,中西聞所未聞。試問世上哪個政黨願將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抗的社會制度納入麾下,包容其中,並與之攜手共進?2019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爭取獨立的事件,可作一個反面參照。

從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到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在法律法規和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的層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再一次肯定了「國」的不可撼動性,再一次使香港在中央最大的善意中,重歸長治久安、行穩致遠的初心和正軌。

對於「一個國家」的堅守是硬道理,是沒有商榷餘地的底線,更是「兩制」落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清算了挑戰國家安全的「擋路虎」,清洗了賣國賣港的「顏色鼠」,「兩制」才有平穩運行的空間和前提。但是,對於「兩種制度」的維繫是需要智慧、勇氣與包容,兩者互為補充,借鑒完善,是「一國」領導下的試驗田和新嘗試。在牢牢抓住「一國」的大原則下,「兩制」如何互動、如何相互促進,這是一道擺在香港建制派面前的大考題。

首先,運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必須意識到,社會主義是有其優越性及不可替代性,若是一味地沉迷在原來香港道路自信的榮光裏,做不到自我反思和鞭策,最終只能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無法把握到民之所需、國之所要。這一場漫長的新冠疫情「保衛戰」恰恰體現出,在統籌協調、調動人力、團結人心方面,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是世界的榜樣。這種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人心長城是堅不可摧、勢不可擋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不可抗力的最有力「武器」,充分體現出制度優勢。

其次,「一國」之下的「兩種制度」絕對不是對立的關係,更不是一個壓倒另一個成相互替代的強迫狀態。「一國兩制」也一定不是以「一國一制」為最終目標而制定的。近日,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指出,雖然派遣中高級及首長級人員到內地院校交流、參加考察培訓的名額已增至1000個,但希望未來可以進一步增加名額,讓較為基層的公務員亦參與到內地考察和進修的計劃之中。同在會上的民建聯議員蔣麗芸進一步表示,希望香港官員可以去內地「掛職」,「落啲縣呀、鄉呀」(去到鄉和縣),相信會對官員在日後處理基層問題方面有所裨益。筆者對此不以為然,第一,香港官員赴內地交流是好事情,但若一定要落實到鄉鎮村等基層層次,確有一些「矯枉過正」。香港社會與內地農村的情況是天差地別,南轅北轍,讓香港官員「上山下鄉」,不免讓內地考察掛職變得有些「削足適履」。第二,與其實行項目化、單向度的公職人員的考察交流,不如落實制度化、雙向度的掛職交流。讓內地和香港的官員互為學習,彼此合作,相互砥礪,共建和諧一體的「兩制」環境。進而言之,內地不僅有香港值得學習的地方,而香港本身也應該成為內地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可以提供建設性參照的地方,這才是「一國」之所以需要「兩制」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

故此,香港的建制派在「後」回歸時代,一方面要成為穩定香港、建設香港、繁榮香港的建設派,另一方面也要成為香港核心利益和價值的捍衛者、守護者和建設者。唯有如此,建制派才能獲得香港市民更多的擁護和認可,才可以真正成為香港社會主流的政治團體,才能最終成為配得上「一國兩制」優越性的實踐者、體現者和保護者。

堅持「一個中國」,是不容商榷的「唯一」,是港澳生生不息的「源頭」;堅持「兩種制度」,是互為補充的「唯二」,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支」。「一國」的有容乃大需要「兩制」的各顯所長、共存共榮來體現,而「兩制」的良性和諧又需要「一國」的保駕護航。唯有如此,香港的運作才能在大國崛起的時代中,安頓好自身的位置,尋找到立命的坐標,在與國家同頻共振中保持自身的特質、優勢和長處。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編輯: 米莱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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