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1981年7月18日，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曾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得到鄧小平的面見。查氏曾以無比欽佩的口吻稱讚鄧小平的「治港遠見」，「鄧小平先生在香港創『一國兩制』，涉及經濟及社會制度，規模非漢唐所及。而和平轉政，揖讓換朝，策劃周詳，垂之長久，更遠勝前人了。」金庸之言不無見地，遍地啟發。「一國兩制」的格局之廣、氣度之大乃至胸懷之深，是古今難得一見，中西聞所未聞。試問世上哪個政黨願將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抗的社會制度納入麾下，包容其中，並與之攜手共進？2019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爭取獨立的事件，可作一個反面參照。
從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到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在法律法規和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的層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再一次肯定了「國」的不可撼動性，再一次使香港在中央最大的善意中，重歸長治久安、行穩致遠的初心和正軌。
對於「一個國家」的堅守是硬道理，是沒有商榷餘地的底線，更是「兩制」落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清算了挑戰國家安全的「擋路虎」，清洗了賣國賣港的「顏色鼠」，「兩制」才有平穩運行的空間和前提。但是，對於「兩種制度」的維繫是需要智慧、勇氣與包容，兩者互為補充，借鑒完善，是「一國」領導下的試驗田和新嘗試。在牢牢抓住「一國」的大原則下，「兩制」如何互動、如何相互促進，這是一道擺在香港建制派面前的大考題。
首先，運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必須意識到，社會主義是有其優越性及不可替代性，若是一味地沉迷在原來香港道路自信的榮光裏，做不到自我反思和鞭策，最終只能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無法把握到民之所需、國之所要。這一場漫長的新冠疫情「保衛戰」恰恰體現出，在統籌協調、調動人力、團結人心方面，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是世界的榜樣。這種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人心長城是堅不可摧、勢不可擋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不可抗力的最有力「武器」，充分體現出制度優勢。
其次，「一國」之下的「兩種制度」絕對不是對立的關係，更不是一個壓倒另一個成相互替代的強迫狀態。「一國兩制」也一定不是以「一國一制」為最終目標而制定的。近日，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指出，雖然派遣中高級及首長級人員到內地院校交流、參加考察培訓的名額已增至1000個，但希望未來可以進一步增加名額，讓較為基層的公務員亦參與到內地考察和進修的計劃之中。同在會上的民建聯議員蔣麗芸進一步表示，希望香港官員可以去內地「掛職」，「落啲縣呀、鄉呀」（去到鄉和縣），相信會對官員在日後處理基層問題方面有所裨益。筆者對此不以為然，第一，香港官員赴內地交流是好事情，但若一定要落實到鄉鎮村等基層層次，確有一些「矯枉過正」。香港社會與內地農村的情況是天差地別，南轅北轍，讓香港官員「上山下鄉」，不免讓內地考察掛職變得有些「削足適履」。第二，與其實行項目化、單向度的公職人員的考察交流，不如落實制度化、雙向度的掛職交流。讓內地和香港的官員互為學習，彼此合作，相互砥礪，共建和諧一體的「兩制」環境。進而言之，內地不僅有香港值得學習的地方，而香港本身也應該成為內地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可以提供建設性參照的地方，這才是「一國」之所以需要「兩制」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
故此，香港的建制派在「後」回歸時代，一方面要成為穩定香港、建設香港、繁榮香港的建設派，另一方面也要成為香港核心利益和價值的捍衛者、守護者和建設者。唯有如此，建制派才能獲得香港市民更多的擁護和認可，才可以真正成為香港社會主流的政治團體，才能最終成為配得上「一國兩制」優越性的實踐者、體現者和保護者。
堅持「一個中國」，是不容商榷的「唯一」，是港澳生生不息的「源頭」；堅持「兩種制度」，是互為補充的「唯二」，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支」。「一國」的有容乃大需要「兩制」的各顯所長、共存共榮來體現，而「兩制」的良性和諧又需要「一國」的保駕護航。唯有如此，香港的運作才能在大國崛起的時代中，安頓好自身的位置，尋找到立命的坐標，在與國家同頻共振中保持自身的特質、優勢和長處。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