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承認我曾是一個優秀譯者就行了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著名翻譯家李文俊於2023年1月27日凌晨3時30分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93歲。
李文俊以福克納譯者的身份廣為人知，他翻譯的福克納作品《喧嘩與騷動》、《押沙龍，押沙龍！》、《我彌留之際》、《去吧，摩西》、《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大森林》等都廣受讀者歡迎。他還翻譯過愛麗絲·門羅的《逃離》、塞林格的《九故事》、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簡·奧斯汀的《愛瑪》等，並著有《縱浪大化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滿意足》等書。
李文俊喜歡新的寫法，這大概也是他喜歡福克納的原因。他認為如果文學的寫法沒有變化，思想藝術便不會進步；翻譯亦是如此，要應時而變。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趣味，語言和翻譯方法總會改變。◆文：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李文俊出生於1930年，廣東中山人，195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獲中美文學交流獎，曾任《世界文學》主編、中國譯協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 改革開放以後，李文俊率先將《變形記》翻譯進國內，成為西方現代文學大規模翻譯的標誌性事件，影響了一代中國作家，莫言、余華等都曾談及他的譯作所帶來的衝擊。
晚年時，李文俊翻譯了一些輕鬆的兒童文學，到八十幾歲之後身體不濟而停筆。他深居簡出，不問世事，對成就十分謙遜，「我的作品遲早要淘汰的，年輕人可以踏過我們腳印繼續往前走」。
在2021年的一次採訪中，李文俊曾分享過自己翻譯生活的點滴。
「沒有一種翻譯能夠永存」
作為福克納的權威譯者之一，李文俊談起福克納，如同說起老朋友。「福克納已經翻譯得差不多了，他也不是每本都好，不大喜歡的我就不翻。福克納講的都是舊的事情，但他是站在批判過去（的角度），批判農奴、黑奴的社會，他作品裏面對優秀的黑人都非常熱愛，他自己家裏的老傭人當媽媽一樣養着。 」他回憶道，「《喧嘩與騷動》是上班那時候翻譯的，都是回家以後、周末的時候翻譯，上班的時候做《世界文學》編輯，後來做主編了，更不能做壞榜樣。好在我們不是每天去，我每天去半天，下午就回來了，因為很多稿子能在家看，一直有這樣的傳統。」
李文俊說，譯福克納，有時實在「傷腦筋」，「他的句子很長，曾經覺得很難，後來知道他的路子，稍微能夠理解，多花點時間，改改，達到比較符合原文的程度。最難的是《押沙龍，押沙龍！》，心臟病都犯了，也不能怪他，我自己心臟有毛病。」
從首次被譯介到現在，福克納已是廣受承認的偉大作家，不少作品都有推出新的中譯本，問李文俊是否有關注其他譯本，他灑脫地說：「哦，有人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我是無所謂，誰能超過我，我求之不得，歡迎。 」
「沒有一個人能說我的翻譯永遠能夠存在，大多數人還是會喜歡新出版的。」他接着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青年人的趣味，新的文學的感覺，這是一定的。其實總是貼不近的，兩種語言、兩個時代、兩種環境，能夠盡量讓讀者了解當時的外國人是怎麼生活，有什麼想法，能夠感覺出同情或者憎恨，跟着走，那也不錯了。魯迅翻譯的《死魂靈》，郭沫若翻譯的《浮士德》，都給取代了，使用語言、翻譯的方法，總要改變。」
譯作等身 卻自稱 「小人物」
卡夫卡的《變形記》最早也是由李文俊譯介，成為文學界的標誌性大事。「《世界文學》復刊第一期發表的《變形記》，我眼光比較厲害吧。那篇偏向於頹廢，但後來大家看法改變了。我在中國第一個介紹的，因為從英文材料裏看到了，外國人非常重視，我就從英文本翻譯過來，我太太（編者註：張佩芬，德語翻譯家）從德文給我校訂了，沒什麼大改。1979年發表的，作家們看了以後，都很受啟發。1982年我們發了《百年孤獨》，年底馬爾克斯就得諾貝爾獎了。很多都是我們先發表，後來再得到世界承認。 」
眼光獨到、譯作頗豐，說起自己一生的翻譯工作，李文俊謙遜平和：「談不上滿意，和原作一比，沒什麼光彩的。」
他說自己不喜出風頭，也從來沒想過是不是成名，「安安定定，生活得下去，有點稿費就行。」大家把翻譯家稱為「盜火者」，以感念他們在那個年代引進外國著作的貢獻。李文俊卻寧願把自己稱作「小人物」，「『盜火者』，我對自己不會估計這麼高，不可能有那麼大影響。中國的改變要靠有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人來做，文學不是走在前面，是走在後面的，不可能寫一個東西引導社會，如果有人能做到，一定也有道理，我做不到，沒有這樣的野心。」他說，「大家承認我曾經是一個優秀的譯者就行了，以後總會有超過我的。那無所謂，本來就是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