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曉聲 一個時代的書記員
以115萬字三卷本《人世間》於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之後的一年，梁曉聲又推出一部全新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斯時，這位作家已經71歲。新作關於女性命題的書寫，再次擊中時代的靶心。有評論家如是評價梁曉聲——他是一個對現實高度關注的人，一個時刻把自己放在時代漩渦中的作家。正如梁曉聲的自況，「作家不可避免成為一個時代的書記員」。
「她」，令作家念念不忘
作為一個密切關注現實的作家，從最早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等關心知青的命運；到現在，梁曉聲最關心普通底層人民的命運。
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寫了普通人的奮鬥史：一個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後被遺棄，但在隨後的人生成長中的奮鬥。
梁曉聲表示寫這樣的人物已經想了很久，曾經他在一篇舊文中寫過，「如果有上蒼的話，給我的感覺是，它似乎有意識的、分批次地讓某些貧困的家庭選送責任的種子，當這些子女們長大之後成為這個家庭的責任成員，他們能撐起那樣一些貧困家庭的屋頂。」
他至今記得2000年收到的一封讀者來信，說她小姨就是這樣的女孩，最早離開貧困農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幾個姐姐家孩子的工作安排在了深圳，甚至村裏張家、李家都會到深圳找她，感覺她的那個小房子非常像某村辦事處。「那個小姨早晨起來找鞋子要上班的時候，像跳芭蕾舞一樣，在孩子們之間跳來跳去，因為沙發上、床上、地上已經睡滿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這個細節給我很深的印象。」
因為這個印象太深，梁曉聲始終就覺得，這樣一個小姨的形象應該擺放在他哪部作品中。「在《人世間》，我沒有餘地把她放進去。這是我的一個遺憾，所以這個初心一直在糾纏着我，完成了《人世間》之後，我覺得我要為這樣的小姨單獨立一個傳，她不只是一個個體，她代表着那個年代許多這樣肩負起家庭的，家族的，扶貧責任的一些孩子們的身影，所以也是使我非常感動的一些青年。」
「人」，要有為人的善良
梁曉聲坦言，十多年來一直想寫關於八十後的青年，寫他們在剛步入社會、參加工作後的人生，給所有的八十後鼓鼓勁，尤其給那些在北上廣拚搏的八十後們，希望給他們帶來一種動力。
在他的觀察中，當八十後大學畢業時，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在那個年代已經是『憤青』了，對於那些出身強於別人、還擁有優渥資源的同代人，有一種忿忿不平。我們那時候大學畢業生還是天之驕子，而現在的八十後不僅要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還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質差距，直面這些差距，還在繼續努力工作，我挺佩服這些年輕人的。」
小說聚焦於「命運」這個主題，並提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個人文化給的叫「自修命」，梁曉聲進而總結「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如同書中的「我」，因為是女孩被父母遺棄，命運隨之轉變，從農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此後「我」在深圳找到愛情、收穫友情、感悟親情，然而「命運」卻要我交出不到40歲的生命……與此同時，原生家庭的親情綁架從未停止，生活在底層的親人提出各種要求，「我」雖然憤怒無奈，卻也總是不能袖手旁觀……
一以貫之的是，他依然想通過此書來傳達，作為人最重要的善良。
在書的結尾，他寫了一句話：「我善良、我寬容，我堅韌，我成為我。」在梁曉聲看來，如果一個人不善良，如果我們從小都沒有對他（她）進行善良教育，他（她）以後絕對沒有任何事業可談。即使他（她）憑分數進了大學，以後的人生也是堪憂的。
在梁曉聲一篇《普通人要怎麼度過自己平凡的一生？》的訪談中，他提出「一個時期以內，我們的文化形態存在着我大不以為然的現象，一種對於金錢財富和地位的過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捧。而這實際上是對平凡普通人們存在價值的一種危害和殺傷。」
而他寫《我和我的命》的衝動在於，要通過這本書確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嚴，普通者可敬的那一面。「文化給我們的一種好處就在於，可以適時提醒我們調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闊天空。不但要經常問自己，你到底要什麼，還要經常問自己，什麼才是？多少才是？我覺得把這些都和自己對話清楚了之後，可能人生會相對變得壓力減輕一些。」他在文中說。
作為與新中國同齡的作家，梁曉聲透露自己確實已經在有意識地退場了，也毫不掩飾自己已經寫累了。他現在已經有很嚴重的頸椎病，或許還會寫，但也已經有着抽身離去、不再寫作的準備。 ●文：中新社
